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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永恆的第一公民──林獻堂

        林獻堂先生出身於台灣阿罩霧望族霧峰林家頂厝系。西元1881年10月22日出生,本名大椿,族名朝琛,字獻堂,號灌園。因在頂厝系五位堂兄弟紀堂、烈堂、獻堂、澄堂、階堂中排行第三,故鄉人尊稱為「三少爺」或「三老爺」。

        林獻堂出生時,霧峰林家的事業正處於最勝之榮景,家族經營方向亦逐漸轉向文治。因此林獻堂七歲時進入林家書院「蓉鏡齋」,受教於何趨庭、白煥圃兩位老師,接受傳統漢學教育。這段幼年的蒙學教育,養成其日後行止溫文儒雅,又重視民族文化的性格。十三歲時,其父林文欽先生高中文舉人,下厝系的林朝棟也將家族兵力「棟軍」大幅擴充,成為台灣地方最強大的武力,迎來霧峰林家在清代的鼎盛時期。

        西元1895年,清政府在甲午之役大敗,被迫簽訂《馬關條約》,將台灣割讓予日本。割台消息一出後,台灣人心惶惶,謀思如何面對空前的變局。此時的霧峰林家兩大系統做出不同選擇,下厝系的林朝棟決定內渡,將經營重心由台灣轉移到中國大陸。頂厝系則在林獻堂祖母羅太夫人安排下,決定繼續紮根台灣,由她親自留台堅守祖先基業。但為防萬一,將族人四十餘口交由林獻堂率領,暫時前往泉州避難。林獻堂當年不過15歲,卻被委以家族延續的重任,可見其能力很早就嶄露頭角,受到長輩肯定與信賴。

        1897年台灣秩序漸趨穩定,林獻堂遂帶領家人返回台灣,隔年與彰化望族楊晏然之長女楊水心締結姻緣。1899年林文欽病逝於香港,林獻堂以弱冠之齡承繼家業,不僅肩負家族發展的重責大任,更開始展開一段為台灣奮鬥的人生旅程。

        林獻堂先生在日治時期,對台灣的貢獻橫跨多領域,與同時代人相較,可謂無人能出其右。就教育文化、慈善領域而言,包括1910年加入「櫟社」,1914年發起號召募款成立「台中中學校」(今台中一中),1921年成立「台灣文化協會」,1923年出任《台灣民報》社長,1928年完成《環球遊記》一書,1932年創辦「霧峰一新會」,1933年協助堂兄林烈堂成立「台中商業專修學校」(今新民高中),同年並奔走協助林許兌女士成立「蘭生慈善會」,1946年出任「延平學院」(今延平中學)首任董事長,1949年開辦「萊園中學」 (今明台高中)。這些教育文化、慈善工作的推展,不僅促進台灣教育發展與社會和諧,更使台灣人的知識、眼界與公民意識得以拓展,逐漸成長為現代化的公民。

        在政治運動領域方面,則有1907年於日本奈良與梁啟超會面,1911年邀梁啟超訪台,下榻於霧峰林家花園五桂樓,促成台灣抗日運動轉向非武裝對抗路線。此後於1914年成立「同化會」,1918年籌組「六三法撤廢期成同盟會」,1920年組成「啟發會」(翌年改為「新民會」),1921年起領導長達15年的「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」,1927年出任「台灣民眾黨」顧問,1930年擔任「臺灣地方自治聯盟」顧問。國民政府時期則先後出任台灣省參議會參議員、台灣省通志館(今台灣文獻館)館長。整體而言,其政治與社會運動著重在爭取台灣人自治的權利,喚醒台灣人的民族意識,使台灣人得以昂揚於世界,而不是只能屈從日本政府的殖民統治。

        在社會風俗領域,林獻堂先生長期推動改良台灣不良風俗,如纏足、髮辮、戒鴉片等。此外他又特別重視女權與女性教育,透過「台灣文化協會」、「霧峰一新會」等組織,不斷倡導女性獨立自主、獨立思想的前進思想。宗教方面也秉持寬容與接納的態度,不分佛、道、基督,均肯定其教義,並在行動上給予支持。音樂方面,林獻堂則鼓勵家人學習樂器,捐款補助地方樂團,提攜後進出國深造。體育方面,林獻堂對高爾夫球、網球、桌球、棒球等運動都有涉獵,並資助不少運動隊伍與優秀遠手。其他還有棋藝、繪畫、書法、詩文等活動,均可看到林獻堂的積極推動,力圖培養台灣人高尚的娛樂休閒習慣。至於社會慈善事業,不論平日扶助老幼、救濟貧困,天災時撫卹災民,都終其一生未曾停歇。

        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,林獻堂受邀前往南京參加受降典禮,其後又組成「台灣光復致敬團」前往大陸,以增進海峽兩岸人民的了解,促進感情的聯繫。1946年時林獻堂順利當選第一屆臺灣省參議會議員,並因深孚眾望成為最具人望之議長候選人。但後來因行政長官陳儀之偏見,多方予以阻撓,林獻堂為顧全大局接受勸退,將首任議長之位轉讓予黃朝琴先生。

        在擔任省參議員期間,林獻堂在民政、財政、建設、農林等領域提出許多建言,督促政府重視土地、警政與日產處理等議題,對台灣社會秩序與經濟產業之重建,具有相當程度的貢獻。1947二二八事件爆發後,林獻堂先生極力奔走安定秩序,並掩護時任台灣省財政廳長的嚴家淦先生於自宅。事後又應國防部長白崇禧之邀,討論事件善後及治理臺灣之意見,充分發揮作為政府與民間之橋樑的功能。

        1949年後,林獻堂年事日高,加上對政府的糧食、土地政策難以認同,遂決定請辭各項職務赴日養病。在日本期間,林獻堂仍心繫台灣,與親朋好友書信往來中,常流露對台灣的關懷與思念。1956年1月,林獻堂不幸因病入院,到9月8日終於與世長辭,走完其輝煌又燦爛的一生。

        綜觀林獻堂先生平生作為,可以儒家「己立立人,己達達人」一語概括。他在學術上多方涉略,學貫中西;個人修養上嚴以律己,寬以待人;家族經營上忠孝傳家,男女平等。從這些方面來看,個人道德修養已無懈可擊,足堪為式。但他卻寧可放棄悠閒安逸的生活,選擇一條顛頗坎坷的路程,以畢生心血、精力對抗殖民政府,爭取台灣人政治、教育、人權、文化、經濟權利,展現兼濟天下的偉大情操。從林獻堂先生為台灣這塊土地所做的奉獻來看,實無愧於美國史學家J. M. Meskill稱頌其為「台灣知識分子的領袖與翹楚」,後世亦稱其為「台灣第一公民」。

 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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